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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部分（第1页）

一边是疲惫不堪、冻饿交加的共产党部队，一边是被美式准备武装到牙齿的国民党军队，打又打不赢，退又不愿退，加上东北局工作方针之摇摆不定，领导者争论不休，更增加了困难。长此下去，难道很多要走西路军【注27　1935年10月，红四军奉中共中央之命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过河部队称西路军，他们在极度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四个月，终因敌众我寡，于1937年3月失败。】的下场么？

后来高岗反省时说：“1946年1、2月间，我打土匪回来，苏联派一个上校到宾县传达莫斯科的意见，要我们转告中央。他说现在东北有两派，一派执行毛泽东、斯大林的路线，一派反对这个路线，就像一个人骑在树枝上砍树干，自伐其木，非常愚蠢。”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只有毛泽东出来说话了。病中的毛泽东仔细研究了东北的情况和双方的意见后，于1945年12月28日亲自起草并发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电报指示，指出：

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

建立这种根据地的地区，现在应当确定不是在国民党已占或将占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这是在现时条件下所作不到的。也不是在国民党占领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的附近地区内。这是因为国民党既然得了大城市和交通干线，就不会容许我们在其靠得很近的地区内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因此，建立巩固根据地的地区，是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

在确定建立巩固根据地的地区和部署力量之后，又在我军数量上已有广大发展之后，我党在东北的工作重心是群众工作。必须使一切干部明白，国民党在东北一个时期内将强过我党，如果我们不从发动群众斗争、替群众解决问题、一切依靠群众这一点出发，并动员一切力量从事细心的群众工作，在一年之内，特别是在最近几个月的紧急时机内，打下初步的可靠的基础，那末，我们在东北就将陷于孤立，不能建立巩固根据地，不能战胜国民党的进攻，而有遭遇极大困难甚至失败的可能……

……只要我们能够将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的思想普及到一切干部和战士中去，动员一切力量，迅速从事建立根据地的伟大斗争，我们就能在东北和热河立住脚跟，并取得确定的胜利……干部中一切不经过自己艰苦奋斗、流血流汗，而依靠意外便利、侥幸取胜的心理，必须扫除干净……迅速在西满、东满、北满划分军区和军分区，将军队划分为野战军和地方军。将正规军队的相当部分，分散到各军分区去，从事发动群众，消灭土匪，建立政权，组织游击队、民兵和自卫军，以便稳固地方，配合野战军，粉碎国民党的进攻。

他还指出：我军……估计在一年内，将达四十万人以上。如此大量的脱离生产人员，专靠东北人民供给，是决不能持久的，是很危险的。因此，除集中行动负有重大作战任务的野战兵团外，一切部队和机关，必须在战斗和工作之暇从事生产。

这个指示后来被称作“一二·二八指示”。陈云、高岗、林彪等人欢欣鼓舞，马上印发，传达执行。可是彭真却批评他们“泄密”，迫使他们不得不作检讨。实际上东北局依然没有贯彻执行这个指示。

在敌人强势进攻下，东北局于1946年2月底由本溪转移到抚顺，并于1946年3月6～8日召开部分委员和党政军主要领导人参加的会议，讨论东北的形势、作战方针，以及创建根据地等问题。会上又发生激烈争吵。林枫批评林彪，说他一仗都不打，从山海关一直退到这里，是逃跑主义。林彪则说，以目前的情况看，根本就不该硬拼，而且他的每次行动都是报告请示中央的……

会下，林彪无奈地对高岗说：“这样闹下去要误大事！我看还是你找个理由回延安一趟，把这里的情况和我们的意见当面向毛主席讲一讲，请求中央派少奇同志来主持工作。你看怎么样？”

“行！”

但是，由于战事太紧张，东北局于1946年3月20日转移到梅河口，4月18日又转移到长春，高岗回延安汇报的事不了了之。

（三）血的教训

“独霸东北”问题解决后，接踵而来的是东北问题能否和平解决，是“最后一战”还是长期斗争？争论仍在继续。

虽然国共两党签订了“双十协定”，也召开了政协会议，但中国何曾有和平？东北更无和平可言。

然而，我们必须争取和平，因为这是全国人民所渴望的。于是便有了旷日持久的边谈边打，打打停停的局面，这就使得一些人对和平抱有幻想，也让一些人想在和平实现之前再唠一把，多枪一些地盘。

根据形势需要和“一二·二八指示”，中央决定，将东北人民自治军改为东北民主联军，并将部队划分为野战军和地方军，按西满、北满、东满、南满四个区域，成立了四大军区和各省的军分区。

1946年1月5日，为了配合承德保卫战，中央电示东北局：国内和平有希望，保卫热河的战斗是一招决定性的。目前阶段中并可能是最后一战……

于是，有人就盼着，打完这最后一仗，就可以实现和平了。

1946年1月10日，中共中央与国民党政府达成停战协定，双方同时颁布了13日午夜生效的停战令。

同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颁布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防止　军事冲突的通知》，指出：“中国人民在战胜日本侵略者之后，为建立国内和平局面所作之努力，已获得重要之结果。中国和平民主阶段即将从此开始。”

第二天，中共中央给东北局发出《关于停战后我党在满洲的政策问题的指示》指出：“停战是包括满洲在内的”，“在国军未到达满洲广大地区前，你们应速谋发展，将部队高度分散，控制广大地区”，“全国和平后，满洲对国民党亦应采取和平合作方针，迅速发动广大群众，要求民主改革”。

然而，所谓“停战协定包括满洲”，我将“控制广大地区”，“要求民主改革”等等，不过是我们的一厢情愿。蒋介石根本就没有打算停战。1月13日当天，就密令其军队抢占东北的战略要点，继续向东北解放区进攻。

于是，中共中央又于1946年1月13日电示东北局：“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后要向我们进攻是不可避免的。请东北局立即布置一切，在顽军进入东北向我进攻时，击破其进攻。”

1946年1月27日，中共中央电示东北局：“同意彭意见，在沈阳以南我留驻长春路沿线，不自动撤退作为与国民党谈判条件，如国民党不与我谈判即向我军进攻，在友方（即苏方）不坚决反对，在我完全防御有理条件下（退避三舍之后）给进攻之顽以坚决彻底歼灭之打击”，“　不怕以最大牺牲，务必一战大胜，煞下顽军在东北之威风，此为历史新阶段中之最后一战，决定东北今后大局”。

又是一个“最后一战”！

党中央对时局的估计非常乐观，不仅对最后“一战大胜”充满信心，而且对实现和平充满信心。1946年2月1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又称“二·一指示”），指出：“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中国的主要斗争形势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为非武装的群众议会斗争，国内问题由政治方面来解决，党的全部工作必须适应这一新形势。”

这个指示不仅明确地指出了“和平民主新阶段已经到来”，而且绘出一幅美好的和平景象：“我党即将参加政府”，“我们的军队即将改编为国军及地方保安队、自卫队等。在整编后的军队中，政治委员、党的支部、党务委员会等即将取消，党将停止对军队的直接领导，不再向军队发出直接的命令”……

当然，要实现这一切，必须先打赢“最后一仗”。

于是，党中央于1946年2月5日电示彭真、林彪等：“你们在锦州、阜新、热河丧失了作战机会，此一最后作战机会（见1月27日电——笔者注），你们绝不要再丧失。你们如不能在东北打一个好胜仗，以后你们在东北的政治地位，就要低得多。因此你们必须立即准备好一切，集中尽可能多的兵力，不怕以最大牺牲，求得这一作战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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